花落时节……（积累材料贴）

梅朵

「大学里 如何成人」

主笔｜杨璐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因为“大学如何帮助大学生成人”的选题，我最近去旁听了一个有很多大学的老师参加的研讨会。我本以为内容会偏向教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没想到第一个发言的是一位来自中国顶尖高校的教授，他讲的苦恼是如何强化他负责的学生们的宿舍卫生问题。他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学院里开了几次办公会也没解决得特别好。他学院的一个学生因为宿舍里太乱了，室友只能出去租房住。他无奈地说：“宿舍卫生搞不好，又不能把学生撵出去。”

这位教授研究的领域非常理性和抽象，思考的都是人类存在与经验的基本问题。他的学术水平很高，涉猎的广博和智力超群连我这个同学术界毫无关联的人都知晓。这样一位学者可能在思考高深艰涩的人类文明时都没有皱起的眉头，却用在了这么具体而琐碎的事情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拿“宿舍卫生”去问不同的大学老师们时，才知道，这已经是个大学里常见的现象。生活自理能力，是一个人跟现实建立的最简单的联系。如果缺乏生活经验，就活得抽象。清华大学甘阳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十几年前回到内地，在中山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开始，就送他的学生们去农村劳动，一直到他到清华大学任教，都在坚持做。学生们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成天好像很有社会担当，很有社会正义感，你们猪都没见过，关心农村个啥。”

甘阳做这件事，是忧虑这代大学生没有生活。他说：“学生们的智商是毫无问题的。他们学不需要人生经验的课程最简单。我在香港上课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香港的小孩抽象思维能力很强，但讲一些大的文化背景的东西，他们就很难进入。因为这是他们缺乏的。”内地这代大学生有类似的特征。甘阳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没有生活，他们都不能够上操场玩。虽说是担心他们的安全，但客观上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在培养，而是专业学习户。”甘阳和相熟的老师会讨论学生们如何摆脱内卷。他说：“原先最卷的是韩国，但最近有老师发现，韩国绝大多数学生是要打工的。打工成为他们解脱内卷的帮助方。我们现在一流的大学里，学生们不用打工。”

说话不看人的眼睛

李红（化名）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她读过我们很多对人力资源专家的采访，因为这件事，她找我聊起她观察到的学生现状。她觉得专家们对大学生情商、人际沟通等能力要求太高了。大一刚入学，她对学生们的要求是“见到老师要打招呼，跟人说话要直视对方的眼睛”。经过疫情，李红说：“你看很多学生戴着口罩，他们不是防护疾病，是为了挡住脸，避免跟人打招呼。”李红属于特别细心和负责任的老师，虽然现在网上很流行自称“社恐”，好像是个很幽默的事情，她对待这个现象却很严肃。她说：“经过了三年的疫情，学生回到真实的教室里，他们变得很安静。课堂上几乎没人问问题，他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讨论。”老师们私下也会聊起这件事，觉得事态严重，他们面对这样一代新生，压力也很大。

即便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学生也互相回避。甘阳教授时常跟学生们谈心。他说：“这代学生是原子化的存在。同宿舍的人有什么事情不是当面说一句就好了吗，他们发微信。他们交朋友非常难。我了解到同宿舍的学生能够一个学期从来没有一起吃过饭，我非常吃惊。后来我特别提倡，这种事我不能说是要求，同宿舍的同学一起吃饭。我认为同宿舍同学上下课时间是一样的，不需要找专门时间一起吃饭，不在一起吃饭是很奇怪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觉得性格内向或者外向都是人的性格，没什么大不了。但真正走上社会，很少有职业可以不与人沟通。

难以自己作决定

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像成年人一样自己作决定和承担责任。他们20多岁了，冲在前面探索他们人生的却是家长。李红说：“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有个事情要跟学校沟通。他父母给老师打电话讲这件事，并且告诉老师，孩子学习忙，不要去打扰孩子，浪费他的时间。老师有什么反馈，直接跟父母商讨。”

家长对学生放手的时间越来越晚。从前读大学就是离巢起飞的开始，现在有些大学家长也像小学一样建家长群，保研、考公、谈恋爱、就业全都在家长的干预下。即便孩子考上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家长也不放心。甘阳教授也要面对家长拉群的现象。甘阳说：“开学典礼上，家长问了我一个问题，对家长有什么建议。我说，你们管得越少越好。你们应该相信清华大学。”家长自己拉了一个群。“中学生拉家长群能理解，大学生也要拉家长群，打听保研的事情。我真是火冒三丈。学生本来挺单纯的，反而是家长容易干扰到学生安心学习。社会变化那么快，有些事考虑得太早了。”甘阳说。

大学生家长拉群的现象普遍到连一些大学管理者都模糊了“成人的界限”。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岚说：“我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者，会有机会跟大学里班主任、辅导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不同角色的教师讨论大学生的成长。有的班主任、辅导员就提出来，要不要建立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群。还有负责研究生阶段的老师提出来，要不要研究一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如何进行家校协同。他们认为，学生离家比较远，家长群有助于家长了解学生在校的情况。但我从学者角度，不赞同。18岁之后，人就要练习自己决定的能力了，自主意识的觉醒程度是社会化一个十分关键的标准。但我们的大学总体上管得过多，做学生工作的老师特别累。

“不开心”

甘阳教授开始关注当代大学生的处境，是来自于他在2005年跟清华大学学生的谈话。“我在清华大学教了两个月的课，有个同学特别想和我聊一聊。这个学生给我的印象是英文和中文都非常好。但是，一跟学生聊起来，我真是非常吃惊，她就是说unhappy！”甘阳说。她不高兴的状态，外人是看不出来的，这个学生非常优秀，已经保研了，前途一片光明。“一直到我正式到清华大学来当老师，我还经常跟学生们说，你们都考上清华北大了，你们还不开心，人家怎么活。”甘阳说。

学生的苦恼也没地方说。甘阳说：“她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和我哭。她来找我聊，我猜想因为我是外人，上的也不是她的专业课，可以和我说说心里话。她不喜欢这个专业，肯定不能和自己的老师讲，好像是对老师不尊重。他们跟家长说不喜欢这个专业，家长又能找到什么解决办法呢，或者有些学生根本就不想让家长知道这种事。”甘阳觉察到，学生们真正的兴趣，跟他们的专业好像有某种张力和不协调的地方。“这个时候，我感觉我们大学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就比较关心本科教育的事情了。”甘阳说。

过了这么多年，学生们不高兴的现象并没有缓解，也不限于清华和北大。李杰（化名）是西部一所大学里的学院院长，他在我参加的那场论坛上说：“这代学生智商很高，技能也很好，但是越优秀越不快乐。他们整体脸上就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作为一个’80后’，跟他们相比，我的大学时代简直是黄金时代。我可以做我感兴趣的事情，读我想读的书，参加各种文艺活动。现在学校的条件更好了，我们却像在培养掌握了很好技能的人工智能。这些学生没有生活，没有共同体，没有共鸣。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快乐不起来的。”

大学高中化

上大学是需要一定的心理成熟度的。大学不是“鸡娃副作用疗愈所”，它对年轻人来讲本身就充满挑战。经过“高考大战”，做题能力旗鼓相当的人进入了同一所学校，学业竞争空前激烈。学生在这个阶段还需要寻找自我，规划人生。如果心理不成熟，它和压力互相喂养，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情绪问题。

心理成熟是需要去实践和体验的，学生没时间。他们要去卷绩点。因为绩点跟保送研究生挂钩。林小英说：“特别好的大学里，研究生招生50%以上的名额可能都分给了保研，出国人数断崖式减少之后，原本打算出国的人也参与保研竞争，这也拉高了保研绩点和配额。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保研资格，通过考研读研究生的机会是非常小的。”

这种制度设计之下，如果一个学生有志于读研究生，他从大学第一门考试就不能错一步。林小英在一些场合里向有关部门建言，保研制度必须改了。“因为所有的奖项、绩点都是叠加式的。我们向来感觉那种暂时处于低谷，后面奋起直追的人特别励志，可现在制度设计已经不给这样的人机会了。”林小英说。

绩点使得刚刚经过高考的学生们，没办法在大学里松一口气，熟悉的味道回来了。就像“减负”几乎实现不了一样，大学老师即便想为学生做些什么，也很难把学生从“卷绩点”里拉出来。大学现在都要组织劳动教育，不止一个老师告诉我，他们希望让学生放松一下。在我参加的那个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顶尖高校的教授讲，对他的学生来讲，暑假拿出两个星期去参加社会实践是非常奢侈的。“大学的第一个暑假，学生们规划得满满当当，有人去国际交流，有人要花在实验室里，还有人考外语。他们会给你的活动提出特别大的障碍。”这位教授发言时说。

卷绩点也跟卷高考一样，让学生失去“成人”的练习。刘云杉说：“比如说闲暇是没有的，自我探索是没有的，结交朋友是没有的，我觉得一个青春该有的东西也许他们都错过了。他们错过了这个阶段，然后被快进到了一个‘似真’的成年阶段。但是，成年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与心智，成长中的等待，谦卑与韧性，他们不一定具备，他们不一定能够挑得起来。他们就像竹子一样，长得很快，但是非常脆，孤零零的脆弱。”

大学对学生的影响力下降

本科生时代的忧愁像一团乱麻，它可能看起来是绩点触发的，但里面也纠缠着人生观、价值观甚至是如何处理自己情绪的无助。这些困难是不是大学应该回应的、应该帮助学生解决的，已经有些说不清楚了。过去，育人确定无疑是本科教育的主题。现在，大学自己就产生了科研和教育谁轻谁重的争论。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型大学甚至一般高等院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高校领导管理部门以论文数量和所发表刊物的级别来考核教师的业绩，并将之作为晋升或加薪的主要依据。各种各样的‘排行榜’更助长了这种风气。这导致教师科研负担过重，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大学现在回归教育，除了得面对它内部发生的变化，还得面对它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在减弱。林小英说：“社会把大学原来许诺的价值和意义感给解构了。原来说上了大学就是鲤鱼跃龙门，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工作进行阶层跃升。现在不见得了。原来说上大学你就能掌握很多高深的知识，现在老百姓能拿各种学术造假新闻来怼你。知识好像也不那么靠谱了。原来说上大学似乎捎带着人品一定过得了关，现在大学里也常常流出比如说性骚扰、PUA之类的新闻。确实会存在一种社会情绪，对大学的形象有一种侵害。”

老师在学生面前也没有从前那种权威。从前，教师是“台上的智者”。现在，教育被划在了服务业里，服务业的核心理念是让顾客满意。刘云杉说：“西方新自由主义一直认为教育是服务。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讲这个问题。它不再谈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老师成了学习的辅助者，学校成了学习的资源库。学生有学习自由、学习权利、学习选择。至于选择中间有多少坑、学生要选怎样的课、课程之间的系统性、学生任由自己学会有什么效果，学生要自己负责。”

中国的教育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刘云杉说：“课程改革有一些虚妄的假设，譬如，视传统师生关系为压迫关系，所以，要把学生从教学关系当中解放出来。学生成为一个自主的学习者，他可以在校内学，也可以去校外，这里买英语，那里买物理。这也是我们教育产业兴起的一个前提。”

在大学里，学生和老师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像买家点评一样给老师打分，甚至举报老师。电商售后或者餐厅服务员是不能也不会去指出顾客的错误和不足的。从这个角度看，教育的问题就很明显。刘云杉说：“学校原来特别重要的一项是教育环境。教育环境是由方方面面组成的整体，它教什么、学什么都要服务于对一个人人格的塑造。如果打破了这个东西，变成各种支离破碎的课程。学生凭兴趣、凭消费能力去拼凑，然后对世界形成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很多观念。老师在这里看学生的绩点，看学生要的目标，然后尊重学生选择的赛道。老师顶多变成各种指标的提供者和指导者，这不是教育。所以，价值观教育，在今天是特别困难的。”

“成人的界限”模糊了

大学和老师，还要面对家长力量的崛起。成长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大学生，跟着这个国家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大家不会太在意磕磕绊绊。因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处于上升阶段，踩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暂时的，下一个机会可能就在明天。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是“学二代”。面对就业压力，家庭阶层跃升还是滑落，父母不一定有能力给孩子兜底，父母自己就焦虑，压力也传导到学生身上。

但即便是在发达国家，拒绝长大的成年人也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社会上需要的是有责任心、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成年人；需要的是有执行力、良好判断力和条理性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与人沟通建立关系的成年人；需要懂得如何妥善处理冲突、心理不舒适的成年人。如果参照英美大学里对毕业生的目标，要求更高，比如说，质疑和分析的能力，懂得并思考道德和心理问题，能判断是非、明辨道德，要能用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生活经历。

教育终究要回答的根本问题，还是培养人的问题。没有一个个成熟独立的个体，大学只是在批量生产学习机器。一个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情感充沛、有社会责任感、充满朝气有血有肉的年轻群体。人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活在真空里，人是需要通过非常具体的、微小的事情一步步长大的。在大学里如何成人，是学生和大学都要面对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2期封面主文，相对原文有部分删减）

梅朵

吕德文：孤岛效应是一大公害，是社会衰败的征兆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今天，中国社会陷入了孤岛之中，人人自保、事事防备，每个群体以及每个单位都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全然不顾他们同时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孤岛效应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它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减弱了公共性，是社会衰退的征兆。

一

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

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

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

比照清华北大，如今全国有相当部分高校，都在孤岛化。孤岛化的理由简直让人苦笑不得，说是开放校园会影响校园秩序，万一学生受伤了怎么办？这种理由，简直是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侮辱，是对大学生的人格的侮辱。

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曾有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致力于打通微循环，让城市更畅通。现如今，这种计划似乎停顿了，议题设置都没了，更不要说执行。市政公路要经过校园、医院、单位大院，谈何容易。越是层级高的单位，越是难以沟通，越是面临讨价还价。疫情防控期间，各城市首先征用的是市属高校、党校和其他单位，省属、部属高校的协调让人望而生畏。

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高校成了独立王国，完全不顾及所在城市的需要，市民的呼声。

二

何止大学是孤岛，是个地方都要设置一些通行障碍。到处都有栏杆，到处都有围墙，到处都要扫码，到处都要登记，到处都要预约，到处都要人脸识别，到处都要检查。

“安全”问题已经从社会的隐蔽角落走入了光天化日之下。过去，“安全”是属于专门机关，专业人士的职责，现如今，人人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再小一个单位，也要设置安全员，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无所不包。为了预防万一，就得一万个小心。

因此，任何场合都要安全程序，都要设置安全设施，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各地为了个日常“安全”，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财力，效果却是，投入越大，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人人自危，那就人人防备。

当前，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是孤岛。现如今，政府把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当成是一个常态，网格化管理几乎成了无可置疑的创新举措。就没有人仔细去想想，划分网格，划清界限的背后，赋予每个网格员职责以后，其实是在划分“领地”，制造事不关己的社会风气。

就没人去想想，我们费尽心机打破封建绳索，节衣缩食让各地互联互通，深化改革创造统一大市场格局，竭尽全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结果却在微观环境里，不断制造障碍，不断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口号。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完全可以从能否突破“界限”来衡量。大学师生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独享公共文化空间，让想要沾染学术气氛的普通市民望梅止渴。实在止不住，就只能托关系让学校的老师帮忙预约，结果，关系也成了身份象征。

让人感慨的是，一方面，城市里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开放，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在开放。乃至于，很多居委会都为户外工作者设置了驿站。有些街边小店专门为清洁工提供廉价或免费服务。但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却在独占领地，不断打围栏设门槛，既要占城市的便宜，又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三

如今，我们在刻意制造一个个“土围子”。

曾几何时，“土围子”是封建制的象征。笔者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老家每一个土楼都带有军事功能，我老家祖屋现如今都还有枪眼，方便防卫。笔者小时候还有极强的“领地”概念，去外姓同学家里玩，得小心翼翼，路过别人的“领地”，可以感受到别人审视的眼光。

人们只知道“土围子”里面的温情脉脉，却选择性忽视“土围子”之间的冷血残暴。很多人在想象“乡贤”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选择性忽略“乡贤”通常代表特定的“领地”利益，他们同时也是“领地”之间斗争的领导者，是社会分裂的助推手。   

珠三角地区的集体经济，曾一度让人羡慕。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当地的土地增值极快。有些村民小组（自然村）集体收入暴增，村民因此获得巨额分红，一旦拆迁，村民一夜暴富。“土围子”以内的集体经济成员，享受好处；站在“土围子”之外的人，则红了眼。这种集体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封建性质的，很值得怀疑。

城市社区的“网格化”也好，农村地区的“集体化”也罢，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甚至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本意上，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增进社会进步，让社会更加开放平等。然而，它们都意外制造了社会“孤岛”效应。人们都生活在堡垒里，都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都躲在堡垒里计算个人利害得失。

至今为止，邻避效应还在扩散。城市垃圾站是要修的，但别修在自己小区旁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是要有地方放的，但别规划在自己楼下。业委会是要有的，但谁当谁倒霉。人人都在义正严辞伸张权益，唯独不讲公义。

四

社会孤岛效应也体制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土围子”，划定界限，政府部门也在跑马圈地，建立自己的专属“领地”。

现如今，基层已经被上级部门“殖民”了，他们没有自主性，能够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在基层有个“腿”，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门都有强大的动力指挥基层，或者绕开基层。

有钱的部门出钱，通过扩大机构建立基层组织，再不济也要雇佣协管员，为自己干活。有权的部门，则通过监督考核等杠杆，要求基层为自己的部门服务。基层充斥着各种条线工作人员，他们人在基层，做的却是上级部门下派的任务，直接接受上级指令。在各种平台和系统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程序控制，按部就班工作，成了“屏幕官僚”。   

部门之间有明显的孤岛效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开展工作。很多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趋利避害是不言自明的原则。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攥在手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要想方设法推出去。

部门之间也讲究三六九等，强势部门好处占尽，年中考核一定要优；弱势部门则自认倒霉，夹缝中生存，只能靠努力工作获得主要领导青睐。由于每个部门都有小九九，都在想方设法防备别的部门，以至于最为基础的信息也不愿意共享。

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平台，都不愿意和别的部门共享信息，部门间的孤岛效应扩散到信息领域，制造了数据孤岛。不客气地说，各地政府花大精力建立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在现有的条块关系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网约车商业化之前，各地的运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网约车和电话约车平台，技术上没有门槛，但问题出现在部门和地区分割上。平台使用规模越小，数据越不能共通，效率就越低，就越无用。

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部门之间的孤岛效应。

由于孤岛效应太麻烦，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协调机制。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越建越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不进反退。各部门领导开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协调机构越来越多。

在基层，组建应急局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应急力量，把应急委员会设置在应急局也看似理所当然，但应急是一项综合协调极强的工作，一个职能部门根本就不可能调动指挥其他部门。最终，还是得依靠政府办来协调。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推进某项重点工作，干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指挥部集中攻关。有些地方，抽调干部的比例极高，甚至于，指挥部成了特区，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轻干部可能都到了这种攻坚克难的部门，这在无形中重构了基层体制。

地方工作出现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规体制往往不在发挥作用，而一直依赖于非常规体制。基层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治理资源越来越集中，领导注意力越来越聚焦，其结果一定是少部分人积极，多数人躺平。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整体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却忽略了孤岛效应下常规能力的急剧下降。

梅朵

保存两篇文字，虽然朋友圈可以转发，但还是怕找不到了。

大学生低幼化，难以成人，甚至研究生还要建家长群，记得去年疫情期间因为上网课，我给一个公共课建了个群，居然还有某某某的家长进群。

大学校园各种的刷脸，越来越难进，连相隔咫尺的家属院的家属们都不能进教学区了。

保存一份我微信好友，广西民大的一位老师的一段文字：

这绝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现在整个教育都已经病入膏肓，扩大说，这也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本质上是时代的问题！整个时代都扭曲了，各行各业都狂躁不已，时代的滚滚“洪流”浩浩荡荡地冲击着每一个角落！无处可以躲藏，也无人能够幸免！在这个没有良心的时代，能够保持清醒的人寥若晨星！




另一位老师则说：很奇怪，现在我们有各种方便的条件去社交，却又一点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

迤逦

花落 发表于 2014-12-2 11:39
以直报怨

        出自《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 ...

对于他人对自己的怨的言行如何应对，世界上曾经有两个很被后人推崇的圣贤教诲。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个是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他们都不提倡“以怨报怨”！

迤逦

花落 发表于 2014-12-23 10:45
要有定力凭的是两个功夫：一个是自信，一个是超脱。自信是相信自己没有做错什么，所言所行都是出 ...

超脱在我看来在于“看破与放下”！

迤逦

花落 发表于 2015-4-9 11:17
两只狼
——来自妙有博客

的确的确是个很深的心理学问题！只不过从现在的心理学角度看是很深很深，但从过去的信奉的心理学角度看就不是很深很深了！唐玄奘译的《成唯识论》在唐代就有了。愤怒、嫉恨、悲伤、后悔、贪婪、自大......被定义为恶心所，欢乐、平静、爱、希望、安宁、谦逊......被定义为善心所！还有不定心所！还有八大心王。唐玄奘自己就有《八识规矩颂》的著作。